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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万亿是否会重蹈4万亿覆辙

摘要 : 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仍然很高。国内外知名学者估算中国未来10到20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都在8%以上,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TFP(全要素生产率)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,中国的人均GDP距高收入国家还有很大差距,这些都预示着,哪怕不增加资本与劳动力等要素,仅仅改善资本错配与提高劳动生产率,就可以保持可观的经济增长速度。

据媒体报道,国务院于去年底已批准总投资额逾10万亿元的七大工程包基础设施项目,其中今年将完成的投资超过7万亿元。国家发改委投资司副司长罗国三对此回应,“7万亿还是10万亿,是媒体自己推算的,具体投资额目前很难计算”,同时强调“这些投资并非强刺激,而是会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投资”。

“7万亿”太容易让人联想。2008年末,为了抵御经济衰退风险,中央政府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,试图挽救经济,结果中央成功了。2009年投资对GDP的贡献率高达87.6%,30年来最高,在1985年、1993年的高通胀年份,这一数值也不过80%和78%。4万亿的后遗症也是明显的,眼下经济处入“三期叠加”,其中“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”正是2008年“4万亿”的遗产。

新一届领导班子上任以来,屡屡强调经济转型的重任在肩,政策以简政放权、调整结构为要,甚至表态可以为经济转轨适当调低经济增长预期。如今经济增速下滑的压力越来越大,决策者或许也意识到经济增长的重要性,GDP的底线须臾不可放弃,自2014年中,保增长的文件频出,经济政策已经呈现顾此失彼的局面。

目前看来,7万亿投资还不会重蹈4万亿覆辙。首先,这7万亿并非额外新增的投资,额度在每年例行的新增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之内,或许2015年的增速可能会高一些,但很难超越2009年高达30%的增幅。我们还要考虑到,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两个重镇(房地产与制造业)都面临投资放缓的阴影,前者受困于房市低迷,难现2009年、2013年的辉煌,后者背负着过剩产能的重压,减杠杆都来不及,哪敢新增投资。

其次,“4万亿”的核心并非政府投资,而是宽松的货币政策。2009年的货币供应量增速高达28%,高增速的货币供应才是30%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根源。虽然2015年的货币趋于宽松是大概率事件,但央行再怎么放水,也不太可能重现2009年的盛况。

与此相反,以《预算法》修订案通过为标志,从去年下半年开始,中央政府连下文件,清理整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,规范融资渠道,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大部分业务不仅难获得过去政府信用的担保,还要化解存量债务,逐步的置换、清理。这意味着以前地方政府借银行、债市大举融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,这也是发改委、财政部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7万亿投资的原因。

然而,这并不意味着7万亿投资是一笔好买卖。据发改委此前披露的消息,7万亿涉及到的“七大工程包”,指的是粮食水利、交通、生态环保、健康养老服务、信息电网油气等重大网络工程、清洁能源、油气及矿产资源保障工程等。这些投资虽然不再局限于“铁公基”等传统基建项目,但仍然偏重于基建,针对生产性设施的投资偏少,投资回报率令人担忧。

黄少卿教授在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主持的一项研究表明,基础设施与生产设施的投资存在最优比例,如果比例不当则会产生效率损失。1997年的时候,中国基础设施相对生产设施的投资严重不足,处于明显的基础设施短缺状态。当面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,中国政府制定了一揽子规模巨大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,不仅帮助中国免受亚洲金融危机传导效应的影响,进一步还加速了中国在接下来10年里的经济增长(平均12.8%的人均GDP增长率)。但多年的基建投资已经让中国的基建投资相对生产设施投资过剩,2009年因两者错配导致的GDP增速损失已经上升到1.05%。在这种情况下,更多基建投资的效率无疑更为低下。

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仍然很高。国内外知名学者估算中国未来10到20年的潜在经济增长率都在8%以上,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TFP(全要素生产率)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,中国的人均GDP距高收入国家还有很大差距,这些都预示着,哪怕不增加资本与劳动力等要素,仅仅改善资本错配与提高劳动生产率,就可以保持可观的经济增长速度。

所有这些是有前提的,亦即政府不应该再直接或者主导投资,避免把资金投向无效的领域。只是现实不容乐观,虽然发改委、财政部力推混合所有制改革、公私合营(PPP),以促进社会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或公用事业,但如果国有股掌控关键性、基础性行业不改变,政府仍对企业投资行为有种种审批、限制,那么社会资本在投资活动中起到只能是点缀作用,无法改进投资效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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